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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和惩治暴力恐怖犯罪

归档日期:07-30       文本归类:反爆炸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中国工业工程学会(香港)/高级研究员 从事IE技术与管理相关工作15年, 熟悉IT产业链的运作流程与“9.11”特大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其对国际社会造成的震荡与冲击尚没有平息,其引发的社会政治、经济动荡和人们的不安全感仍萦绕在人们的脑际。事实上,犯罪的危害与潜在威胁远不止于此。仅90年代末叶,造成最大损失和引起强烈反响的就有巴黎地铁爆炸案、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美国俄克拉荷马爆炸案、伦敦街头爆炸案、以色列哈马斯爆炸案等。的频繁发生与巨大危害,不仅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也呼唤着学界对犯罪的进一步研究。本篇参会论文就是笔者对犯罪关注与思考的结果。不过,笔者不想过多涉猎许多学者已经研讨比较深入的犯罪界定、特点与发展趋势及成因等问题,而打算围绕惩治与防范犯罪的现状、问题与应对谈谈自己的看法。

  犯罪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导致犯罪发生的诸多因素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犯罪也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国家层面、双边合作和地区性合作层面及超国家层面的遏制犯罪的立法与实践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有效遏制犯罪的蔓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国际反犯罪的立法,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增进主权国家制止犯罪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在当今世界,国家仍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主体,国家利益仍是各国考虑问题、制定其内外政策的决定因素。因此,在理解上产生分歧,以致在20世纪没能制定一部普遍、统一的国际反犯罪的公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犯罪的趋重和蔓延,使得联合国在反斗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制定统一的反犯罪的公约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事实上,制定统一的反犯罪的公约条件已经具备。

  现代国际社会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不再是各国国内的事情,也不只是涉及某一或某几个国家的问题,而是现代国际社会公共秩序的共同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犯罪是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威胁之一,要高扬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就必须在国际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有效遏制犯罪的发展势头。尽管在和犯罪的认识上尚存在不同意见,但将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力,视为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则没有太大的分歧。这样,为了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目标,各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努力在反犯罪中达成一致意见。

  2.各国国内反恐怖措施以及国家间的反恐怖联合行动为建立统一公约提供了实践基础

  从各国的反恐怖立法与实践以及各国家之间的联合行动中,可以看到各国关于犯罪的某些问题已达成共识。如欧盟国家关于反基本框架的决议、我国与俄、哈、吉、塔、乌五国签订的《打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中都对作出了明确的界定。随着国际社会法律趋同化趋势的发展,各国法律将进一步融合与渗透,关于犯罪的认识也会逐渐趋于一致。这一影响统一公约制定的因素解决后,制定一部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公约也就势在必然。

  恐怖活动,特别是涉及政治、宗教、道德等深层次因素的政治性犯罪行为,大多是基于某种偏激认识而进行的反抗,如以本。拉丹为首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针对的是美国,认为美国是不公正、罪恶、专横的象征,从而制造多起恐怖事件。有时,如果只从恐怖活动的目的和动机来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也正因为这样,当民族矛盾处于武装力量对比悬殊、政治解决又提不上日程的状态时,恐怖活动一度得到居于劣势一方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并得到世界人民的同情。但是,恐怖活动的行为和结果严重侵害无辜人们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的现实使人们对恐怖事件日渐反感,要求以政治对话解决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可见国际犯罪正失去群众基础。因此,在犯罪的问题上国际社会正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无论恐怖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如何,只要实施了恐怖活动即构成犯罪。正如联合国大会六委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一个事业之合法性并不意味着使用某些方式的暴力也是合法的,对无辜者更是如此。”

  需要指出,在统一的反国际犯罪公约未出台之前,有必要确立一些打击国际犯罪的基本原则以指导各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反犯罪实践。尽管对此尚存争议,但有罪必罚原则、优先保护面临危险人的权利原则及最低限度宣扬原则应该得到首肯并遵循。这些原则对统一各国认识,排除打击国际犯罪中的障碍,减少犯罪的负面效应都有重要意义。

  犯罪国际化趋势的增强和危害性加大,使各国进一步认识到国家间联合行动的必要性,各国也已经开始多方合作。但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国家间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合作还不十分理想,还必须进一步加强。首先,各国应达成观念上的共识,即尽管某些者的行为动机和希望实现的目标可以理解,但滥杀无辜、滥用暴力本身是对人类尊严和生存价值的粗暴践踏,是一种严重的行。因此,一旦将恐怖活动付诸实施,就应该给予严厉的惩治,绝不能姑息。否则,将会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日趋严重的影响。各国也应树立起合作精神,改变唯主权原则的本位意识,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求同存异,不为一己之利而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制止犯罪的大局。其次,国际社会要敦促各国积极加入到反犯罪的行列中来,展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国家间的合作除了采用传统的有关文书送达、调查取证、情报交换与共享、搜查扣押、引渡等方式外,还要针对现代犯罪分布范围广、随意性强、技术手段先进及国际化趋势增强等方面的特点,拓宽合作渠道,增加合作形式,如代为进行反培训,进行反恐怖联合行动,寻求预防犯罪的合作措施等等。

  犯罪的跨国性和国际性增强,使得国家间联合行动成为必需。而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双边合作因两国遭受同一威胁,容易因具有更广泛的共同利益而取得实效。但这种合作范围相对狭窄,通常只能解决局部性的犯罪问题。多边合作虽然弥补了双边合作打击范围的局限,却由于涉及多方利益而难于协调行动,进而影响合作效果。借助于超国家机构进行反恐怖合作,并获得联合国的支持,会有利于全球性的反恐怖合作,并加大惩治与防范的力度。这一点在“9.11”事件发生后,几乎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认识。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俄罗斯在打击国际问题上,仍然主张加强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作用;9月24日,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向联合国支付拖欠的5.8亿美元会费;法国、德国领导人也表示应该发挥联合国的作用。 加强超国家机构在反犯罪中的作用,可主要考虑两个方面:

  打击与预防国际犯罪的重要方面是有关信息与情报的交流。然而,“由于恐怖组织的结构和国内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例如对个人资料的保护等原则,使这项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 国际刑警组织的出现虽缓解了这一问题,但由于国际刑警组织是个国际性网络,一些国家担心自己所提供的信息与情报有关国家不能充分利用而不愿提供有关情报。加之《国际刑警组织章程》严禁本组织进行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等性质的干预或活动,许多行为被排除在国际刑警组织的视野之外。因此,有必要在联合国大会设置一个反恐怖特别机构,以协调和保障有关各国及时传递、交换和共享有关恐怖活动的信息资料。同时,该机构也可以对各国、各地区反恐怖经验进行总结,并对各国、各地区反恐怖实践进行技术支持与指导。国际刑法学会第16次大会曾提出要建立联络官、混合的调查队以及超国家警察机关,发展新的调查模式,如通过卫星的越界观察,建立自动操作系统和联合调查团等。这些建议实际上也反映出增设超国家机构和增大超国家机构权能的意向。

  由于国际刑法现有执行模式具有权威性差、差异性大及稳定性小等诸多弱点,设立国际刑事法院一直是国际社会由来已久的追求目标。1998年罗马外交会议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预示着国际刑事法院将最终建立。毫无疑问,国际刑事法院设立并启动之后,必将大大增加国际刑法的刚性,进一步强化国际刑法的效能,增大对国际性犯罪和跨国性犯罪的打击力度,更好地保护国际共同利益。不过,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只对侵略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这四种最为严重的国际犯罪享有管辖权,而犯罪没有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应该说,这是十分遗憾的,也会直接影响超国家机构在打击犯罪方面的作用发挥。事实上,许多国家力促设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国际刑事法院当作国际反措施的基本武器。 国际刑事法院将犯罪排除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意义。因此,在国际犯罪日趋严重的客观情势下,在国际社会对犯罪认识日趋相同的潮流中,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也应适时而变。目前,《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尚未生效,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其中的一些缺陷能在签署和批准之前得以弥补,有关国际犯罪能尽快明确地列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

  犯罪的特殊性表明,只依靠一般的刑事法规和只采取一般性地惩处和预防措施,难以有效地同犯罪做斗争。因而,许多国家,如美国、古巴,因时而变,制定或增加了反犯罪的专门立法。这对有效防止犯罪的扩张和渗透当然十分重要。同时,犯罪频生的现实也要求各国高度重视国内反犯罪的立法。各国应该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公约的框架内,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反犯罪专门法或专门条款,以缩小各国刑事立法的差异,夯实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的基础,减少反犯罪实践中的阻力。

  从目前来看,犯罪对我国的侵害尚不十分突出。但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国际交流的不断扩大,我国会面临更多的的影响与威胁。因此,我国在积极加入有关公约、参与刑事司法合作的同时,也要关注国内立法。虽然旨在增补完善反恐怖条款的刑法修正案颁布施行不久,但我国反恐怖立法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其中主要是将有关犯罪的条款与一般刑事犯罪区分开。如果说在我国制定一部专门、统一的反法条件不成熟或没有必要,可借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模式,在刑法典中设置专条反犯罪条款。这样,更有利于针对犯罪的特殊性加以处治,也可以减少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分歧和麻烦。

  需要指出,国际社会采取的诸多反犯罪的措施在遏制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国际组织受到重创,但是,从整个国际社会的反恐怖活动斗争来看,事后惩罚的措施往往使得反恐怖斗争陷入被动。因此,制止国际犯罪不能只采取以“恐怖反恐怖”或“以暴制暴”的惩治措施,还必须引进综合性的预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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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国际化趋势的增强和危害性加大,使各国进一步认识到国家间联合行动的必要性,各国也已经开始多方合作。但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国家间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合作还不十分理想,还必须进一步加强。首先,各国应达成观念上的共识,即尽管某些者的行为动机和希望实现的目标可以理解,但滥杀无辜、滥用暴力本身是对人类尊严和生存价值的粗暴践踏,是一种严重的行。因此,一旦将恐怖活动付诸实施,就应该给予严厉的惩治,绝不能姑息。否则,将会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日趋严重的影响。各国也应树立起合作精神,改变唯主权原则的本位意识,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求同存异,不为一己之利而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制止犯罪的大局。其次,国际社会要敦促各国积极加入到反犯罪的行列中来,展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国家间的合作除了采用传统的有关文书送达、调查取证、情报交换与共享、搜查扣押、引渡等方式外,还要针对现代犯罪分布范围广、随意性强、技术手段先进及国际化趋势增强等方面的特点,拓宽合作渠道,增加合作形式,如代为进行反培训,进行反恐怖联合行动,寻求预防犯罪的合作措施等等。

  犯罪的跨国性和国际性增强,使得国家间联合行动成为必需。而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双边合作因两国遭受同一威胁,容易因具有更广泛的共同利益而取得实效。但这种合作范围相对狭窄,通常只能解决局部性的犯罪问题。多边合作虽然弥补了双边合作打击范围的局限,却由于涉及多方利益而难于协调行动,进而影响合作效果。借助于超国家机构进行反恐怖合作,并获得联合国的支持,会有利于全球性的反恐怖合作,并加大惩治与防范的力度。这一点在“9.11”事件发生后,几乎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认识。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俄罗斯在打击国际问题上,仍然主张加强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作用;9月24日,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向联合国支付拖欠的5.8亿美元会费;法国、德国领导人也表示应该发挥联合国的作用。 加强超国家机构在反犯罪中的作用,可主要考虑两个方面:

  打击与预防国际犯罪的重要方面是有关信息与情报的交流。然而,“由于恐怖组织的结构和国内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例如对个人资料的保护等原则,使这项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 国际刑警组织的出现虽缓解了这一问题,但由于国际刑警组织是个国际性网络,一些国家担心自己所提供的信息与情报有关国家不能充分利用而不愿提供有关情报。加之《国际刑警组织章程》严禁本组织进行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等性质的干预或活动,许多行为被排除在国际刑警组织的视野之外。因此,有必要在联合国大会设置一个反恐怖特别机构,以协调和保障有关各国及时传递、交换和共享有关恐怖活动的信息资料。同时,该机构也可以对各国、各地区反恐怖经验进行总结,并对各国、各地区反恐怖实践进行技术支持与指导。国际刑法学会第16次大会曾提出要建立联络官、混合的调查队以及超国家警察机关,发展新的调查模式,如通过卫星的越界观察,建立自动操作系统和联合调查团等。这些建议实际上也反映出增设超国家机构和增大超国家机构权能的意向。

  由于国际刑法现有执行模式具有权威性差、差异性大及稳定性小等诸多弱点,设立国际刑事法院一直是国际社会由来已久的追求目标。1998年罗马外交会议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预示着国际刑事法院将最终建立。毫无疑问,国际刑事法院设立并启动之后,必将大大增加国际刑法的刚性,进一步强化国际刑法的效能,增大对国际性犯罪和跨国性犯罪的打击力度,更好地保护国际共同利益。不过,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只对侵略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这四种最为严重的国际犯罪享有管辖权,而犯罪没有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应该说,这是十分遗憾的,也会直接影响超国家机构在打击犯罪方面的作用发挥。事实上,许多国家力促设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国际刑事法院当作国际反措施的基本武器。 国际刑事法院将犯罪排除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意义。因此,在国际犯罪日趋严重的客观情势下,在国际社会对犯罪认识日趋相同的潮流中,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也应适时而变。目前,《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尚未生效,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其中的一些缺陷能在签署和批准之前得以弥补,有关国际犯罪能尽快明确地列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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