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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在日本“治安强化”运动下的反封锁、反蚕食斗争

归档日期:06-12       文本归类:反蚕食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山西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有重大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领导的八路军,深入山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顽强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就是山西抗战的核心内容以及现代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

  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下,八路军以山西为实行抗战的立足点和发展抗战的出发地,指挥第1 15师、第120师、第129师三大主力,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成功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和晋西南四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用革命的“全面战”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总力战”,实施民主政治,发展生产事业,进行武装建设,积累了劳武结合、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发展经济、民主建设等多方面的成功经验,创造了地雷战、联防战、围困战等丰富多样的战斗形式。八路军在山西的重大战役和活动,有力支撑着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战争,也使山西成为华北抗战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基地;同时,八路军在艰难的环境中成长,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壮大,逐步从出发时的4.5万人发展到100余万人,共歼敌124万余人,成为一支为夺取抗战胜利“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成为光耀千秋的人民之师、正义之师。八路军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在山西形成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对于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意义;八年抗战,山西人民积极参战和倾力支持,伤亡了276.18万人(当时全省人口共有1147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八路军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所孕育的光耀千秋的精神,都证明了中国的正确领导,证明了八路军斗争的正义性及其价值,从而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进程。今天,我们深入发掘、系统研究以山西抗战为主线的红色文化,突出其核心价值,弘扬其伟大精神,对于我们传承红色革命文化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我们净化政治生态、重塑山西形象,都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1941年一1942年,日军为了推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在华北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展开残酷的“扫荡”“蚕食”和“封锁”。在如此严重的形势下,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作出关于建立武装工作队的指示,要求其以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相结合,以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以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深入敌后之敌后,广泛宣传组织群众,揭露敌人阴谋,瓦解日伪组织,发展秘密武装,直至建立隐蔽根据地。

  从此,武工队在各抗日根据地逐渐普及,它们短小精悍、神出鬼没,被誉为八路军敌后斗争的“袖中利剑、怀中匕首”。

  武工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保护群众利益。在敌占区和接敌区,他们通过建立村、户联络,贴标语,散传单,召开小型群众会等,唤起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敌人对此十分惊恐,他们穷凶极恶地威胁群众:“谁家墙上有八路军的传单标语,就烧谁家的房子”,“谁参加八路军召开的会,听八路军的宣传,一次割耳,二次断跟,三次杀头”。为了避免群众受害,武工队也改换斗争策略,如太行二军分区武工队就曾经把传单贴在平定县城内伪县政府的布告栏里,把《告敌占区同胞书》贴到赵城、长子等地日军司令部和宪兵队的大门上,还有的干脆送到民愤极大的汉奸的床头和办公桌上。春耕时节,老乡们下地生产,武工队员便深入田间,一边帮助干活,一边做发动工作。日伪组织向群众强迫征壮丁和征粮,武工队就替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或抗或拖;非办不可的,武工队采取半路“伏击”的办法,救出壮丁,抢下粮食,发还群众。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大大提高,成为武工队开展进一步工作的有力后盾。

  对日伪军掀起强大的政治攻势,是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他们针对日军士兵厌战和思乡的心理,利用日本樱花节、中国春节等节日,通过发慰问袋,送宣传品,散发传单等方式,削弱其战斗意志。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日军官兵自杀、投诚的事件不断发生。一名日军士兵从襄垣县夏店逃出来,找到一位老太太家里。他不会说中国话,就写了一张纸条:“我要去毛主席那里,我的朋友大大的有。可是,老太太不识字,只给他做了一顿饭,这个士兵吃过饭后,给了老太太一元伪钞,哭着到该村打谷场上的豆杆垛中睡了一夜。第二天,他回到夏店开枪自杀了。对伪军政人员,武工队则采取了区别对待、教育为主的方针。对于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的卖国分子,它们一般会就地正法,杀一儆百。如1942年12月7日,榆社的武工队秘密突人榆村县城,将该县维持会长常三货擒获。事后,伪组织人员纷纷向日寇哭诉:“我们还能干下去吗?连皇军认为最保险的地方,现在都有了八路。”对于一些可以利用的分子,武工队则尽量争取他们改邪归正。有的武工队对伪军进行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要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给自己留条后路;有的发起“唤子索夫”运动,广泛利用伪军家属,劝说伪军弃恶从善;有的则发明了“红黑点登记制度”:即某人做一次有利于抗战的事,就在他的名字后边点上一个红点;若做了坏事,则点上黑点,在反攻时算总帐。一个伪军班长怕自己被记上黑点,对士兵说:“你们出去可小心点,不许败坏我的名誉。假使八路军给我点上黑点,我找你们算帐!”通过这些办法,敌占区出现了不少“白皮红心”的伪军:他们表面上给日伪军办事,实际上却为抗日民主政府办事。

  除了宣传工作之外,武工队还与八路军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一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它们运用“忽分忽合,忽东忽西,忽打忽走,忽民忽兵…‘打软不打硬,打尾不打头,打散不打密,打暗不打明”等战术,在敌占区神出鬼没、耒去自如,闹得敌人心神不宁,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山西忻县蒲阁寨是敌人靠近根据地的一个大据点。第六军分区刘笃庆武工队到此后,面发动周围几十里内的群众全部搬到根据地,以彻底孤立敌人,一面在一个主力连的配合下围困据点,并开展地雷战和民兵联防站,打敌出扰,阻敌交通,使敌无法得到接济。被围困在炮楼里的敌人吃喝困难,由于怕挨冷枪,连拉屎撒尿都在里面解决,炮楼很快成了臭气熏天的大茅坑,最后不得不狼狈撤出蒲阁寨。当时无可奈何的日军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大大的有。”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月里,作为全面开展对敌斗争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武工队对粉碎日军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扭转根据地退缩的严重局面,起到了重大的怍用0 1944年,八路军参谋长在同美国赴延安军事观察组的谈话中,称武工队为在敌后根据地与正规军、游击队、民兵、自卫军并列的军事组织“第五武装”0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对敌后武工队的功绩也予以高度评价和凝练,他指出:“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群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资料来源:山西省委党史办 山西省社科院)

  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综述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2.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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