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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洲的的友谊事件?

归档日期:08-29       文本归类:反导弹导弹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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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远了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两国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且线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1.早期中德关系 最早的中德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德国。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月,埃姆登普鲁士王家亚洲贸易公司(KPAC)的“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1861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让诸如普鲁士等众多欧洲国家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 19世纪晚期,中外贸易一直受控于英国。而奥托·冯·俾斯麦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以平衡英国的影响。俾斯麦力排众议,为德中的航线设置了奖金。给予奖金的议案于1885年最终通过。同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这最终促成了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于1896年继英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在华贸易国。 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后,袁世凯请求德国帮助他建立“自强军”和“新建陆军”。德国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比如19世纪80年代晚期,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Port Arthur(威海卫?)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 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德中良好关系被威廉2世的帝国主义野心所彻底改变。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联合干涉中,德国强迫日本让出租界汉口和天津;1897年,德国通过“巨野教案”获得了对胶州湾99年的租约。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军队野蛮义和团员的行为让中德关系走到了最低点(事实上威廉皇帝激励他的士兵们“像匈奴人般作战”,由此,Huns成为了德国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蔑称)。[1] (译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论:Ihr sollt schweres Unrecht suenen. EinVolk,das,wiedie Chinesen,eswagt,tausend jaehrige alte Voelkerrechte umzuwerfen und der Heiligkeit der Gesandten und der Heiligkeit des Gastrechts in abscheulicher Weise Hohn spricht,das ist ein Vorfall,wie 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cht vorgekommenist.(...)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象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国协约实际上说明德国已被从政治上孤立,这使得一次大战前期中德关系稍有改善。基于这种孤立,1907年德国希望建立一个由“德—中—美”组成的三国协约,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2]在1912年,德国提供了一笔6百万元的金马克的贷款给新的中国民主政府换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的权益。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提议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但是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加入了战争并开始进攻德国在中国租界,继而占领了青岛和胶州湾。整个一战期间,德国困于欧洲战局而腾不出手顾及其在远东的利益。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并且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青岛的租界。虽然中国获得了国联的承诺在战后将租界归还中国,但是最终凡尔赛条约却裁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强烈的被出卖感和数十年的压抑导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 nationalistic May Fourth Movement”)。总的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从贸易方面。1913年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3] 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的工业出口,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军工生产被大量削减。但即使如此,条约并不能改变德国在军事创新上的领导地位,许多工业企业仍然保存着设备和技术以生产军事硬件。因此为了绕过条约的限制,这些工业企业开始与国外合作,例如苏联和阿根廷,合法地生产武器并出售给国外。 在袁世凯后,北洋政府跨台,全国陷入内战,各地军阀都企图取得优势。因此许多德国军火企业开始寻求重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以便进入这个广阔的军火市场。 在广州的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重组并与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不会有正面冲突。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5] 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鲍尔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1928年鲍尔返回德国并促成了一些为中国的“重建”的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介石招募一些长期顾问。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除以外,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鲍尔再次回到中国,七个月后罹患天花去世,葬于上海。[6] 鲍尔在中国的短时间工作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他向政府提出了对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他同时建议裁减军队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锐的军队,并支持中国敞开市场以刺激德国的生产和出口。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10]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工业,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发展中获得利益。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奉天事变让满洲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11] 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纳粹党得到权力前,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颇为矛盾,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曾敦促德国应在近东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励国家官员和工业家一同直接参与和中国政府的事务上,负责德国出入口的部门也忧虑这会把它们作为赚取厚利的中间人角色中剔出。另一方面,新纳粹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要求彻底动员全社会,并储存原材料,特别是军用物资——例如钨丝和锑——这些都是当时中国能大量提供。因此,由那时开始,在中国的原材料就成为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项主要的因素。[12] 1933年5月间,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到达上海,并担任国民政府的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同年6月,他在给蒋介石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他摒弃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统治的基础”,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 [13] 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框架,冯·塞克特首先建议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统一训练,听从于蒋介石的号令,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塞克特提议仿照德国精英团队的架构成立“教导大队”,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 [14] 1934年8月,“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签订,中国开始用战略性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直到中国因内战和国际贷款出现巨大预算赤字为止,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一直为中德合作起着良好的促进。这个时期,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任何产品。这个条约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重组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塞克特将军推荐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于35年3月返回德国。冯·塞克特将军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 1936年,中国只有约10,000英里的铁路网,远远少于孙中山先生认为在现代化的中国所应该拥有的100,000英里。再者,半数铁路网都位于满洲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已落入日军手上。中国铁路现代化步伐缓慢的原因是列强之间在华在利益冲突,好像1920年英、法、美、日银行家在华利益的新四强公会。公会的目标在于平衡外国在华投资,四国中任何一国在对华提供信用担保以兴建铁路前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此外,其他国家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缘故,对华投资变得犹豫不决。 尽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协议大大加快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在南昌、浙江和贵州之间都建有路轨。铁路得以加快发展在于德国急需有效率的运输工具去让中国出口原材料,和铁路线正正符合中国政府对建设长江中南部省份成为工业重镇的要求。再者,这些铁路有军事用途。举例来说,杭州——贵阳铁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长江三角洲的军用运输,即使上海和南京沦陷。另一个和它相似的是广州-汉口铁路网,为东岸和武汉地区提供交通连接。这些铁路在抗日战争早期证明了它的功用。 最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1936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ckte,即“工业品贸易公司”)共同负责。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建设一个工业中心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设钢铁工业,建设发电厂和其他化工厂。正如193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过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间钨的价格翻倍而抵消。[16] 三年计划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人员,用于建设这些国家计划。三年计划订下了许多目标,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努力由于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而遭到破坏。 [17]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极大地损害了近10年来一直处于密切合作中的中德两国关系,希特勒的亚洲政策是毁掉中德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由于日本军事实力的优势,希特勒选择日本作为其对抗苏联的战友。[20] 另外,中苏两国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希特勒的战略完全相背。尽管中国政府官员和德国投资者在不断的游说纳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虽然同意合步楼公司将中国已订购的货物运往中国,但禁止任何人从中国进口货物。 德国也曾经希望充当调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是1937年12月南京失守让中日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国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938年初,德国政府承认满洲为独立的国家。同年4月,赫尔曼·戈林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在日本的坚持下,所有德国顾问也被召回国。 由亲华政策向亲日政策的调整也伤害了德国的商业利益。德国从与日本和满洲国的贸易往来中获得的利益远低于德中贸易。两国人民在长期贸易往来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更是不可磨灭。德国人民为汉口的红十字会慷慨解囊,在这里,德国捐款比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是中国政府自己都多。军事顾问们也希望能继续完成他们在中国的使命。1938年6月末,冯·法肯豪森将军最终被严令回国,但在启程之际,他向蒋介石允诺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内容。另一方面,纳粹党在中国的机构则声明日本是中国抵御的最后防线。 伪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于1941年会见德国外交官实际上,德国和日本友谊并未能给德国带来多少好处。日本希望垄断中国北部地区和满洲的资源,因此许多外国人在这些地区只能经营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获得这个地区的资源。[18]虽然德日政府从1938年中就开始为解决这些经济利益问题而展开对话,但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36年签订的德日产主义协约实际上变成了一纸空文,并且阻断了德日通过对话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 中德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941年。但是1940年德国未能实施“海狮计划”让希特勒的计划偏离了轨道。[21] 1940年底,德国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轴心协议。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自此,德国与重庆政府继续对话的最后可能性也不存在了。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加入盟军并且对德宣战。 对孙中山先生而言,或许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20世纪30年代中德合作时期更符合他“国际性协作”发展现代化中国的理想。一战让德国失去了它在中国的殖民地,德国并不关心中国的政治,它需要的是中国的原材料。那个时代中外关系大都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怀有某种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德合作则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中国迫切的需要发展工业以便抵御日本随时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此外,德国从一战失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也让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统一中国洗刷近代耻辱的希望。总的来说,虽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并不算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战中损失殆尽。但是这段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内战失败后将中央政府移到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许多政府要员、军官、教授和研究人员都曾经在德国受训,其中也包括蒋介石自己的儿子,蒋纬国。可以这样说,战后台湾的飞速发展与1936年中德合作时期制定的3年计划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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